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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你如何看待环境保护不能脱离我国国情这一观点？常纪文：这几年，我国的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七月份我去调研，发现有些地方的政府工作人员出现了工资发放困难的情况，这对地方生态环境部门来说，挑战有多大可想而知。因此，从大趋势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不能脱离国情。换句话说，要想地方政府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一些环保战略和政策既不能滞后，也不能太激进，要稳扎稳打，不能损害地方的经济元气。

Philip Lote：但考虑到目前的政治环境，您觉得在运营商做决策时，产品的技术、速度和质量有多重要？应该在他们的决策中占多大比重呢？任正非：这很难说。有些人愿意买这样的，有些人愿意买那样的，这些都是可以的，否则社会上的商品全部是爱马仕，这不现实。还是会卖不同的产品，这是根据使用情况来看。但是基于政治购买商品，我认为这不是太合适，因为基础设施商品会有一个很长的使用过程，这一步落后了，后面可能就步步落后了。

3、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华为现在正卷入两大国际争端。首先是中美贸易争端，这一争端也开始影响到欧洲。其次，华为正面临可能被当做开展间谍活动的工具的指控。您能否向北欧人民直截了当地说明华为持什么立场以及您准备在这两大争端上如何维护华为？

他表示，科创板不是一个单兵推进的改革，高层希望可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和成功经验，去带动完善现有的制度安排。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注册制改革需要企业与市场、与监管进行有效对话，这其中券商、会计师、律师等中介机构归位尽责的作用特别突出。“易主席演讲中强调，‘对执业过程中未能勤勉尽责，甚至与上市公司等相关主体串通违规的，实行一案双查，决不姑息’。我认为，在注册制试点中，中介机构的责任体现会更加集中、更加鲜明。”郭雳表示，科创板对于券商跟投、特殊股权结构、退市等都有特殊安排，会在公司治理上形成新的特点，区别于现有A股上市公司，这也需要持续探索。

不可否认的是，长时间以来，人民币是否“破7”都是市场参与者和分析人士关心的话题。近10年特别是2015年“8·11”汇改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始终没有“破7”，每每接近，外界也异常关注人民银行的反应。事实上，今年5月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曾表示，“7”不见得要当作汇率的底线，汇率也不必过分关注所谓整数位，中国依然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汇率决定机制。6月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指出，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是非常有益的，中国央行已经很长时间都没有干预汇市，将继续采用这种市场化机制。他同时强调，不认为某一个具体数字会更加重要。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也曾在媒体采访中指出，简单来说，这其实就是放开境外机构的进入规模，以吸引更多的外汇，即国际资本流入我国境内。记者注意到，关于2019年度中长期外债规模申报，银行方面需提交的申报材料内容包括2018年业务经营概况、外债规模及当年外债余额情况，2018年外汇资金来源情况，2019年度中长期外债规模申请及用途说明，近三年中长期外汇贷款总量情况等。